进入21世纪以来,我三次踏上美丽的肯尼亚,这里不仅留下了我的人生足迹,也留住了我的爱恋、我的感动。使我魂牵梦萦的不仅是美丽神奇的自然风光、妙趣横生的野生动物园以及宜人的气候,还有那些曾无数次感动过我的可爱听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已记不起名字,但我记住了那一张张生动的脸,以及一个个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哪里有电波哪里就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自从2002年9月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节目通过肯尼亚广播公司的中波和调频在肯全国播出后,特别是我台内罗毕调频台91.9FM和蒙巴萨调频台103.9FM开播后,我们节目的收听效果有了质的飞跃,收听我台节目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非洲人爱听广播,收听广播是绝大多数非洲人了解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 因此无论走到哪里,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行色匆匆的赶路人、做买卖的小商人,还是手拿鞭子的牧民、正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农民,身边都有一个会说话的“好伙伴”陪伴着。
我曾走访过肯尼亚的许多偏远地区,也深入过有“城市伤疤”之称的贫民窟,所到之处都能遇到我们的忠实听众,从他们嘴里发出的一声声生硬的问候语“你好”、“欢迎”、“不客气”在我听来如同美妙悦耳的音符,总能令我感动。一听说我是CRI的记者,一向乐观开朗的肯尼亚人必会如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亲切地与你攀谈起来,热情爽朗的笑声很快便会驱走初次见面的尴尬,无论走进哪一个老乡家里总能受到热情的接待,买工艺品时也不用费心地去讨价还价了,遇到电话线路出故障,一个电话拔过去对方马上就能听出是我的声音,故障很快便得以排除,到各个政府部门去办事,更是畅通无阻。因为他们从CRI的节目中早已认识了中国,对来自这个东方国度的中国人自然倍感亲切,再复杂的事情也变得简单了。
斯瓦希里语和CRI几乎成了我结交朋友、了解社会的绿色通行证,成了我在肯尼亚能够轻松愉快、自由自在地工作和生活的护身符!
听众见面会
我曾先后在内罗毕、蒙巴萨、基苏木、基西等地举办过听众见面会,每次都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听众对我们节目的热爱程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由衷赞美,以及他们渴望学习中文的热情无不折射出国之富强带给国民的那种荣誉感。
本文作者在街头调研并回答听众提问 |
我们原本打算邀请几名听众举行一个小型的座谈会,主要是倾听一下听众对我台落地节目的意见和建议,但消息一传开,要求来参加见面会的听众非常多,尽管一再强调是小范围(10人左右)座谈会,最后还是来了30多人。他们中有的由于路途遥远,提前一天就从数百公里以外的地区赶到基西市,有的甚至从肯坦交界处的坦桑尼亚特意赶来,他们不仅想亲自见见自己熟悉的播音员,而且还“有话要说”,使我们深受感动。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与会听众一个个西装革履,对各自的发言内容也做了精心准备。当征求意见时,与会听众个个都非常踊跃,不但思路清晰,而且很有条理,所提的问题都很具针对性。座谈会宣布结束后,尽管已为时不早,但所有的听众宁愿当天回不了家,也不愿离去,围着我们滔滔不绝,很有一种相见时难别也难的味道。他们希望我台能经常举行这样的活动,与听众面对面,不但能缩短我们与听众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且还可以加强与听众之间的直接勾通,使我们的节目更具针对性,也使听众在收听节目时更感亲切。
不请自来的SHARIFF
2006年2月27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境外的第一个调频台—肯尼亚调频台(CRI 91.9FM)正式开播,2月28日,“CRI 91.9FM听众见面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中国园举行。
因为肯尼亚调频台主要覆盖内罗毕地区,所以被邀请前来参加听众见面会的主要是内罗毕的听众。但是,在前一天举行的开播仪式现场,我却意外地见到了从遥远的西部地区匆匆赶来的沙里夫先生。
沙里夫先生是前一天晚上在我台播出的《听众信箱》节目中听到有关开播仪式消息的。他的家乡本戈玛(BUNGOMA)离内罗毕市有400多公里,而且道路坑洼不平,相当难走,坐公共汽车要10个小时才能到达内罗毕。为了能够及时赶到我们于27日上午10:00在里穆鲁发射台举行的开播仪式,沙里夫决定连夜赶路。当他提着行李风尘仆仆地赶到开播仪式现场时,着实令我感动不已。
28日上午举行的听众见面会上,沙里夫先生又是第一个在留言簿上签名的听众。在随后对他进行的专访中,沙里夫说:“我对自己有幸见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开播仪式感到自傲。我非常喜欢CRI的节目,收听CRI的斯语节目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赶来参加开播仪式和听众见面会,亲眼见一见CRI的领导人。”
当天,CRI台长亲自为他颁发了奖品,国际台和新华社记者也分别对他进行了专访。我想这对热爱CRI的沙里夫来说将是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在随后寄来的信中,沙里夫说:“‘CRI 91.9FM’的开播是中肯、中非友谊的最具体体现。中国和肯尼亚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CRI的电波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衷心祝愿中肯友谊万古长青。”
沙里夫先生不但自己是CRI的忠实听众,他还在家乡成立了一个听众俱乐部,发展了近百名成员。
埃利加和他的家人
我的相册中有很多和埃利加(Elijah)一家的合影照片,这些照片是每次去他家做客时拍的。
我是1996年赴肯尼亚内罗毕大学进修期间认识埃利加的。当时他刚离开校门,在内大提供给我的住处门口经营一间卖旅游工艺品的小店铺,所以几乎每天都能遇见他,久而久之,也就互相熟悉了。
埃利加待人诚恳,态度和蔼,从不油腔滑调,说话时还略显腼腆,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中国,谈中国的改革开放,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谈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我还经常从使馆拿一些介绍中国的杂志给他看。渐渐地他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说通过正面了解才明白,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很多报道都是不客观的,他非常希望能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那时我台的短波节目在内罗毕几乎听不到)。
2001年3月,我到肯尼亚记者站工作,埃利加得知我重返肯尼亚的消息后马上给我打电话,他的言语中透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之情。从此,每隔一段时间,埃利加就会打电话向我问候,每逢节假日总会热情地邀请我带上中国朋友到他家做客,并准备丰盛的午餐来招待我们,他的家人也会像迎接贵宾一样隆重地欢迎我们的到来。除了叙叙家常外,埃利加每次都带我们去参观邻居家的果园、农场、饲养场等,使我对普通基库尤人的生活有了较深的了解。
自从CRI的节目在肯尼亚落地后,他们几乎天天都要收听国际台的节目,我送给他们的中国民乐光盘、以及一些有中国特色的小工艺品等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橱柜里,我第一次去他们家时拍的合影也被放大挂在客厅的显目位置。我卸任回国前埃利加坚持要为我饯行,并深情地对我说:“谢谢你使我认识了中国,通过你们的广播节目,中国对我来说已不再神秘,但它对我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有机会我一定要亲自到中国去看看。”
十年后的2011年,我再次来到肯尼亚工作,老友重逢的喜悦之情自不必说。听说我儿子寒假要来探亲,埃利加早早地向我发出了邀请。说来奇怪,首次谋面的两家孩子们一见如故,埃利加的三个孩子围着我儿子不断地提问,从他们那渴望探求未知世界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当年他们父亲的影子。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接触时间,我特意带他们去了附近的高尔夫俱乐部,他们一起玩耍,一起欢笑,一起打高尔夫。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和埃利加感到无比的欣慰,我们的友谊也可以星火相传……
埃利加和他的家人不仅给了我家人般的亲情,而且还让我真真切切地了解了普通肯尼亚平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以及他们热情好客、勤劳、善良、纯朴的一面。
一群素不相识的可爱听众
2003年11月,我和同事到肯坦边境地区去采访。从一家中资公司借来的越野车在离目的地还有50公里处的偏僻旷野抛锚了,那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根本无法进行电话呼叫救援。我们唯一的出路便是下车拦截顺道车辆,请他们帮忙到前方的汽车修理站请求救援。我们抱着一线希望在炎炎烈日下苦等了近2个小时后终于盼来了一辆皮卡车。来人检查了车子后说,水冷却循环系统坏了,只能拖回去修。
路上闲聊,对方得知我们是CRI驻肯尼亚记者后,马上就变得热情起来,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回到修理站,一听说我们的身份,一下子围拢过来一大群人,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 因地处边境,听广播是这里的老百姓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而我们通过KBC播出的节目更是他们收听到的唯一的来自外界的声音,我们的到来自然给他们带来了惊喜。
我趁机给他们分发了听众卡、问候卡以及随身携带的一些小礼品,还作了现场采访。他们高兴极了,当场就认认真真地填写了听众卡和问候卡,对我们的节目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并希望我们能够增加播出时间。虽然由于条件简陋无法彻底修好我们的车子,但他们答应一定尽全力让我们能够把车子开回数百公里之遥的首都内罗毕,而且还同意把他们自己的车子借给我们用,以便不耽误我们的行程。第二天我们办完事返回修理站时,他们还在捣弄车子,说是因为怕漏水,路上不安全,再检查一遍,还叮嘱我们一路上一定多加水,否则会烧坏车子的。更令我们感动的是,他们只象征性地收了1500肯先令的修理费。
此时此刻,感动的同时,内心深处不由得升起一种难以形容的自豪感。好可爱的听众,我们素不相识,却亲如一家,凭的是什么?凭的就是CRI通过电波传递给他们的友好的声音,以及能够令他们信服的客观公正的报道。